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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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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的偉大愛國者、民主革命先行者、近代化先驅。他所處的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期,是世界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潮流激蕩和相互作用的時代。
    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經過近30年的斗爭,君主立憲制度終于確立。1776年,美國革命爆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相繼的兩次革命,直接催生了兩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在歐洲成為各國人民反對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到1849年,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封建專制統治在這里基本退出歷史舞臺,人民開始享受民主權利,并獲得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在東方,日本在西方列強敲開國門后,開始明治維新,提出“脫亞論”,使自己逐漸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
    社會政治體制的巨大變化帶來了生產關系的新的調整,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西方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幾乎在政治革命的同時,產業革命也在英國發生,并很快向歐洲的其他國家擴展。在這場產業革命中,新的原料、能源的應用,新的機器的發明,使社會經濟從農業、手工業經濟迅速向工業制造業經濟轉變,城市興起,社會生活日新月異。
    17世紀中葉開始的政治革命及相繼而來的產業革命,使人類踏入現代化的軌道,開創了新的歷史紀元,形成了新的時代潮流。但是,當時的世界并沒有因此就成為美好的天堂。即使在西歐,廣大人民并未充分享受到革命的成果,社會矛盾激化;1870年,法國巴黎公社的斗爭標志著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到來。至于世界其他各地,如非洲、亞洲等相對落后地區的人民,更成為西方資本主義掠奪的對象。
    在中國,與英國革命同時,滿洲貴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國。依靠傳統的農業和軍事裝備,清朝曾經成為一個東方強國。但是,由于封建專制統治與民族壓迫政策的阻礙,它逐漸由盛而衰。到19世紀前期,清朝政府就已經腐朽到難以和西方列強相抗衡了。這樣,在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一個個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中國很快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西方列強共管瓜分的對象。清朝封建統治者與西方列強互相勾結,致使中國人民既受封建壓迫之苦,又受列強欺凌剝削之害,嚴重阻礙了中國的民主化、近代化進程,使之成為一種畸形的社會形態。這樣,救亡圖存就成為中國人面臨的嚴重問題。
    在西方列強入侵之初,林則徐曾經領導過抗英斗爭;后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清朝的統治;繼之而來的是維新運動——戊戌變法,但最終都沒有成功。當然,更遑論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時代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推上了歷史舞臺,經過多年的醞釀,1911年10月10日,一場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革命——辛亥革命爆發了,中國從此有了新的希望。
    歷史永遠銘記“孫中山”這一名字,是他領導了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革命。

    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生于廣東香山(今中山)翠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
    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歷史上一直是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地區。香山地處珠江三角洲南緣,澳門曾在它的轄境范圍,與香港距離也不遠。鴉片戰爭以后,珠江三角洲成為西方資本主義掠奪的重災區,但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也使這一地區的人民能較早以世界全局的觀念來審視和處理問題,從而孕育出愛國、“敢為天下先”的優良品格。正如孫中山所指出:他的故里“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進取心之堅強;不在物質之進步;而在人民愛國心之勇猛。”
    時代與地區的社會文化背景,對孫中山的成長有著巨大的影響。他向往洪秀全領導的反對清朝暴政的太平天國運動,不滿封建陋習和各種丑惡現象,13歲就遠赴檀香山求學,接受歐美科學文化知識,受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在對比中外社會不同狀況后,逐漸萌發民族和民權主義意識,把“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作為為之畢生奮斗的理想。光緒二十年(1894),孫中山上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社會變革綱領。雖然未被采納,但從此認清“和平手段”不可復施,堅定地轉向民主革命,并在長期戰斗后,最終通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歷史寫下嶄新的篇章。
    孫中山的革命業績主要體現在:
    提出并不斷完善民主革命綱領  近代中國社會交織著雙重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既備受帝國主義的侵凌,又飽嘗滿洲貴族的民族壓迫,更承受封建主義的壓榨。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入會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在《興中會章程》中提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初步提出了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思想綱領。光緒二十一年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流亡海外,潛心研究資產階級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實地考察西方社會制度,發現“國家富強”、“民權發達”的“歐洲列強”也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認識到要“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于是提出了民生主義。20世紀初,他豐富并發展了民主革命綱領。在《〈民報〉發刊詞》中,他明確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和啟發,在五四運動爆發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孫中山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是革命的堅定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民國13年(1924)1月,他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實現國共合作,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進,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及其實踐,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譽為“對于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
    建立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  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伊始,就把建立革命團體作為當務之急,并逐漸認識到建立全國性的、步調一致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是時代和革命的迫切需要。光緒二十年(1894)冬,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可視為資產階級政黨的雛形,是革命民主派建立的最早的政黨組織。但是,興中會未能在國內立足生根,與內地革命力量聯系較少,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重較小,難以承擔“革命之中樞”的大任。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的倡導下,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革命組織的成員為基礎,成立中國同盟會,這是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政黨。此后,同盟會在不斷高漲的民主革命浪潮中成為重要的領導中樞,并成功地組織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華民國何以成?以有同盟會。”這是孫中山所作的結論,也是符合歷史客觀事實的。
    提倡并實行以武力推翻清朝統治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未果,至感“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甚至實行君主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于是創建興中會后,他立即傾盡全力組織武裝反清斗爭。繼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起義未遂,又于光緒二十六年發動惠州起義。在同盟會時期,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三年(1911)春,他相繼領導了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起義、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和廣州黃花崗起義等8次武裝斗爭;并參加鎮南關戰役,登上鎮北炮臺親自向清軍開炮。持續不斷的反清武裝斗爭,給清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并很大程度上喚醒了廣大民眾,提高了革命黨人的威望,擴大了革命的影響。事實證明,面對頑固不化的封建統治者,只有通過武裝斗爭才能將它徹底打垮,為社會變革掃清障礙。
    在曲折中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僅僅一個多月后,全國就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宣布“獨立”,封建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孫中山于12月下旬從美國經歐洲返抵上海,被各省代表推舉為新生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創設共和國充滿著斗爭。清朝政府垂死掙扎,為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袁世凱成為革命黨人的主要對手,立憲派卷入革命浪潮卻加重了形勢的復雜性,并為“非袁莫屬”的輿論推波助瀾,革命隊伍內部“革命黨消”的論調一度造成黨內的思想混亂,這些因素構成了當時險峻的形勢,使民主共和國在初生之際就面臨著厄運。孫中山在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上,要求同盟會員緊密團結,努力實行三民主義政綱。同時,重申南北議和決不意味著放棄“革命目的”。民國元年(1912)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中他闡明自己的職責:“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愿,端在今日”。組建和主持臨時政府困難重重,孫中山在短短的3個月中殫精竭慮扶植新生的共和政體。在他的積極倡導下,臨時參議院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就制訂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起草過程中,孫中山強調“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希望從“憲法”的高度確立“主權在民”原則。孫中山在職期間,共公布39項法令,在政治上主張革除封建陋習和發揚民主共和精神,在文化教育上倡導除舊布新,大力發展國民教育;在經濟上鼓勵工商業和農墾業的發展。在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后,孫中山仍一如既往地維護共和原則,先后發動了“二次革命”、反袁、護法等運動和北伐戰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孫中山既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以畢生精力,在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自覺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結合中國的國情,探索、總結和創立以三民主義為主干的完整的民主革命與近代化思想體系,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族主義  孫中山在農民階級和下層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民族思想”的基礎上,淘汰其中“籠統的排外主義”和落后的“宗法”色彩,承襲民族獨立與社會變革的觀念,從歐美吸收思想養分,把法國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口號和美國民主主義政治家林肯的“民有”主張加以融會,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幟。在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基本內容是“反滿”,力求推翻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朝封建統治。“反滿”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曾經成為具有廣泛動員民眾作用的口號。避免瓜分共管厄運,救亡圖存,則是民族主義的又一主題,待到民國初年,更提出取消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和收回租界等具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要求的主張。因此,他所提出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體現了人民群眾掙脫雙重民族壓迫枷鎖的愿望,順應覺醒的亞洲“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勢,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經過反思,把民族主義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以反對帝國主義為首要任務,同時也從時代的高度提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新思路。經歷了“五族共和”、“民族融合”的不斷探索,他最后確認“民族自決”原則,使民族主義成為“國民革命”的共同旗幟。
    民權主義  作為三民主義革命政綱的核心內容,包含了國體與政體問題。孫中山發揚農民戰爭反抗封建暴政的戰斗精神,學習西方政治學說和政治制度,吸收古代中國某些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熔鑄民權主義。在辛亥革命前后,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主要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提倡以“國民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代之以共和國,并在“民主立憲”的原則上規劃出相應的政體;揭露和批判實際上成為官僚、軍閥、政客的“三專制政治”的“假共和”,要求實現真正的共和。孫中山十分重視政體的擘畫,以“革命程序論”表述民主建政的過程和階段劃分,“政黨政治論”闡明“共和政治”、“代議政體”的一些基本原則,“權能區分論”確認民眾有“權”和政府有“能”,“地方分治論”和“全民政治論”成為民主建政的具體方案,“五權憲法論”成為理想政府結構的藍圖。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政治革命”旗幟,作為當時先進的政綱在社會政治、思想領域中起過重大積極作用,不僅使綿延兩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走向終結,而且使后來任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帝制復辟只能成為一幕幕短命的丑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重新闡釋民權主義,進一步批判封建暴政,揭露封建軍閥、官僚、政客與帝國主義相互“利用”的關系,對西方的民權制度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力求建立能夠“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最新式的共和國”,以“適合于現代中國革命需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民權主義體現了激進的民主主義精神,從而成為“國民革命”的又一面旗幟。
    民生主義  三民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孫中山倡導的“社會革命”的旗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殖民主義的經濟掠奪破壞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嚴重阻礙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使中國陷于貧困落后。封建主義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又一桎梏,封建土地所有制更是中國貧困落后的內在根源。消除經濟發展障礙,促使國家富強,成為當時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目標,構成一切進步社會運動的主要內容。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一個比較先進的方案。它摒除農民階級的絕對平均主義,接受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資本主義化思想而拋棄其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張,吸收西方社會經濟思潮“土地國有論”者約翰·穆勒、“單一稅”方案倡導者亨利·喬治的學說和歐洲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古代中國的一些社會經濟見解。民生主義的基本內容主要是土地與資本問題。關于土地問題,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提出實現“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原則,防止土地壟斷,利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關于資本問題,孫中山把“節制資本”與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結合起來,認為這樣既可“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避免文明的惡果”,又能“合全國之資力”、盡快改變“不發達”的狀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有了新的發展。在土地問題上,他強調了“耕者有其田”,由國家授田或租田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國家的土地來源基本上靠“照價收買”和沒收地主未能照章納稅部分。在資本問題上,他主張通過“節制資本”,“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同時,提倡“發達國家資本”以解決“生產不足”,并從速“振興實業,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
    經濟建設思想和方案  孫中山的經濟建設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大致包括區域建設、交通、農業、工業、錢幣革命、開放主義等六個方面。
    區域建設方略是孫中山經濟建設思想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包括三大港建設和區域協調發展兩個方面。在《實業計劃》中,孫中山從地域空間規劃中國實業發展的三大經濟區,分為北部工業區、中部工業區和南部工業區。在每個區域內,根據資源情況和區位位置,規劃不同的產業模式,且無一例外地都規劃一個大海港作為中心。通過海港建設,促進資源開發,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區域協調發展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實業計劃》中,包括交通規劃、發展經濟戰略和西部開發計劃。在考慮建設三大經濟區域的同時,又注意整個國家經濟的一體化進程,既要發揮發達地區的帶動作用,又突出利用欠發達地區的資源等優勢。
    孫中山的交通建設思想包括“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公路與河運建設三個方面。他明確指出交通在經濟建設計劃中具有特殊地位,即為各種實業之首,并稱其為“實業之利器”,認為無交通其他實業則無法發展。孫中山交通建設構想是鐵路、公路,河運、海運同時并舉,形成縱貫全國的水陸交通網,其中鐵路居優先地位。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極力倡辦鐵路,并進行具體籌劃,先后提出“三干線”方案、“六干線”方案和“六大系統”方案。孫中山提出修建“100萬英里”公路的設想,并具體規劃了筑路的方式。孫中山認為,河運建設是為了取得“廉價之運輸”,使偏僻地區的物產能循水道運往各地,直至由大海港出口各國。又能“防止水災”,解除人民痛苦,拯救人民生命和財產,以及“填筑新地”。
    孫中山的農業建設思想包括民以食為天、興農新法和移民墾荒三個方面。孫中山借用“民以食為天”這句古語,強調吃飯問題關系民生大計,而要解決吃飯問題就得增加糧食生產,農業必成為重要的產業。“興農新法”兼有政策層面與技術層面的涵義。在政策上,孫中山主張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以及其他保護農民的政策。他還從振興農業的意義上闡明墾荒的必要性,強調“無遺地利”至關重要,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對糧食和食物的需求,也必將與日俱增,墾荒——擴大耕地面積,便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孫中山認為移民墾荒既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又可以解決民國初年的特殊困難。
    孫中山的工業建設思想包括工業化為必由之路、“工業之本部”建設、“工業之根本”建設三個方面。工業化思想是孫中山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他認為工業化不僅帶來豐富的物質財富,而且能夠輸入社會文明。孫中山確信機器制造和礦業開采是“工業之根”,而“工業之本部”建設,是滿足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在《實業計劃》中,孫中山開列“第五計劃”,專門為“糧食工業”、“衣服工業”、“居室工業”、“行動工業”和“印刷工業”進行規劃。他還主張注重發達“本部工業”,優先發展“關鍵及根本工業”,利用中國已有條件及國際力量,加速本部工業發展,力求兩大類工業協調發展。
    孫中山的金融思想包括錢幣革命為“天然之進化”觀和設立金融機構兩方面。他強調銀行操縱社會金融大權,它的發展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建設計劃、實業的振興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他主張設立中央銀行、聯合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等三類銀行,各自發揮效能。
    孫中山的開放主義包括全面開放和必須保持主權兩個方面。孫中山主張的“開放主義”,其內涵是敞開國門,吸收和引進世界各國的先進思想、文化、科學、技術、資金與人才等。孫中山把“門戶開放”作為一項關系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基本國策,是對帝制時代“閉關主義”的否定。但他一直堅持這樣的原則,即是既要“門戶開放”,又必須保持“完全主權”,對外開放的目的在于增強自身實力,從而更好地維護主權。他指出對外來事物要采取分析的態度,并使之與中國的國情和傳統相結合。他晚年提出的“以俄為師”,也沒有生搬硬套,而是強調保存中華民族固有的優良傳統,振奮民族精神,恢復中華民族應有的地位。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和經濟建設思想,在今天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仍然具有不可或替的參考價值,體現了孫中山思想的強大生命力。

    孫中山為中國民主革命建立了偉大的歷史功勛,奉獻了偉大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同時,還以其崇高的精神豐富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
    愛國愛民精神  孫中山生長在農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貧困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減輕鄉民和父母的負擔。在關心農民生活的同時,他還關懷工人階級、青年學生等的疾苦,他曾希望做一名醫生,治病救人,服務大眾。但當他認識到國家衰敗和人民貧窮的根源后,毅然放棄行醫濟世的理想,走上反抗封建專制統治和外國侵略者的革命道路。因為,“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他的革命動機,就是要挽救民族危機,振興中華,解除人民的痛苦。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中,孫中山表示:“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的,是為人民求幸福的。……政綱既是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們便要規定一種政綱;如果人民明年有別種要求,我們政綱便要依他們的新要求,重新去規定”。這充分表明孫中山對國家和人民充滿無限的熱忱。
    愈挫愈奮的革命精神  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首倡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遭清政府懸賞通緝,在英國倫敦“被難”,更曾經被一些國家的政府所驅逐。長期的流亡生活和革命斗爭的艱難險阻,從未動搖孫中山的革命意志,他屢敗屢戰,及時總結失敗原因,探索革命的新方略。光緒二十一年至宣統二年(1910)他共發動了十次武裝起義,但都因敵我力量懸殊等原因而失敗。他一次又一次地吸取教訓,總結經驗,直至最后取得辛亥革命的勝利。稍后,為捍衛民主共和體制,他不屈不撓地與封建軍閥、官僚政客及其背后的帝國主義列強作長期的斗爭。斗爭雖然取得一些成果,但都未能達到共和的目的。民國12年初,他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改組中國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建立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從而開創了國民革命的大好局面。民國13年,孫中山因長期艱苦斗爭而積勞成疾,仍毅然扶病入京商討國事,反擊段祺瑞的倒行逆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頻呼“和平”“奮斗”“救中國”!鼓勵同志完成未竟事業。孫中山在談到自己的革命活動經歷時曾說:“文奔走國事,三十余年,畢生精力盡瘁于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正是這種精神使中華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與時俱進的進取精神  孫中山常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近四十年政治生涯中,始終堅持與時俱進。青年時代,他滿懷愛國激情和變革熱望,不懈地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經過實踐的磨礪,他開始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領導了辛亥革命運動,推翻了封建帝制。然而,這場偉大的革命并未改變社會性質和改善人民的處境。他又在“頓挫”中反思,最終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實現了國共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的發展。孫中山以其思想和行為成為“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典范。孫中山的進取精神植根于對祖國和人民命運的強烈責任感、大無畏的氣概和求知不倦的精神。他以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富強為己任,并把是否有利于實現這個目標作為檢驗自己理論和實踐的標準,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勇于接受新事物,探索順應時勢的救國救民的真理并付諸實踐,展現了他審時度勢、不斷自我超越的品質和能力。
    天下為公的理想精神  孫中山十分推崇“天下為公”這一思想,常以《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表述自己的最高理想。這里,也包含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和一定的認同。事實上,孫中山的“理想國”乃是“純粹之民國”——“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這個國家應是獨立的、統一的、民主的、自由的、文明的、繁榮的、共富的。同時,還要符合人類的整體發展方向。為了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孫中山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他醫術精湛,本可成為名醫過上安逸生活。但他為了救國救民,自覺投身革命,長期被迫流亡海外。他籌集的所有經費,全部用于革命事業,從不謀求私利,從不邀功,從不計較自己的地位。直到晚年身患絕癥,仍抱著統一國家、捍衛民主共和的大志北上。在北京發表書面談話,一再表明自己此行“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利,是特來與諸君救國的”。
    博愛精神  倡導革命后,孫中山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人道主義的精髓,應與三民主義一起倡行。他特別關注被壓迫民族人口占大多數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曾直接支持援助菲律賓、朝鮮、越南等國的民族運動,注意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興起的解放斗爭。他認為“博愛仁者,為公愛而非私愛”,“能博愛,即能謂仁”。“仁”包括救世、救國、救人三種。他鞠躬盡瘁,一生實踐對“仁”的追求。在國際上,廣交支持、同情中國民主革命的外國朋友;在國內,團結爭取有利于革命的人,寬待那些曾經反對甚至與他為敵的人。孫中山的博愛人文精神,既順應了當時革命斗爭的需要,更為世人留下了關乎人生觀、價值取向的寶貴的精神遺產。

    孫中山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在國內,辛亥革命摧毀了封建帝制,促進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同時也使生產關系的調整和生產力的發展成為一種可能。這就為中華民族逐漸回到世界主流社會,邁向現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在亞洲,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亞洲覺醒發展的頂點。它與伊朗、土耳其革命,與印度自主自產運動遙相呼應,掀起亞洲資產階級革命、改良浪潮。它還直接影響了越南獨立黨的成立及印度尼西亞民主運動的發展,為亞洲的整體歷史進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世界,孫中山把“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現代政治觀念介紹到中國,并通過辛亥革命貫徹到全社會,在中國進行了一次民主主義的啟蒙運動,對國際民主社會和當時的世界格局的新的整合具有積極意義。正因為這樣,孫中山得到了中國和世界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程度國家與地區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敬仰。
    孫中山為崇高的理想獻出了一切,雖然夢寐以求的事業未能及身而成,但并不妨礙他所起的承先啟后的作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同時,他的革命實踐順應了人類進步的必然趨勢。所以,他也理所當然地屬于全人類。
    民國14年(1925)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國內外紛紛舉行哀悼和紀念活動。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廣州革命政府成立治喪委員會,號召各地國民黨人隆重紀念孫中山。中國共產黨為孫中山的逝世給中國國民黨中央致唁電,并發表告中國民眾書,號召全國民眾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事業。即使是段祺瑞政府也發布下半旗志哀令,表示對孫中山的敬重。在北京,民眾自發前往吊唁的達數十萬人。在世界各地,如美洲、日本、英國、新加坡等,華僑社團舉行了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以及一些友好國家、友好人士也紛紛發來唁電表示哀悼。這充分體現了孫中山事業和人格所具有的偉大的感召力。
    中國共產黨一直把自己作為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著文稱孫中山為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首都北京,每逢五一節和國慶日等重大節日或舉行隆重慶典活動時,均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豎立孫中山巨幅畫像,以示中華民族永遠緬懷這位民主革命的領袖。1997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政治報告中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作為世紀偉人,孫中山當之無愧。
    孫中山逝世已經近八十年,雖然,中國和世界在這期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他的豐富精神遺產依然閃爍著時代的光芒。在21世紀,中山精神將繼續鼓舞中國人民為實現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的大業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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